故《金瓶梅》抄引时所添加的情节是否系原话本所有,吴晗先生肯定《金瓶梅》非王世贞所作

一论吴晗先生《金瓶梅》研究的失误
–《金瓶梅》作者王世贞说被否定了吗?
周钧韬
《金瓶梅》既是一部伟大的奇书,又是一部扑朔迷离、疑团丛生的怪书。该书成书至今约四百年间,人们不断地在对它进行探谜、解谜。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谁?成书于什么年代?这是众多谜题中的两大主要谜题。对此,吴晗先生率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,首先竭力推倒古人提出的《金瓶梅》作者王世贞说.其次提出《金瓶梅》成书于明代万历中期的观点。几十年来,学术界一直认为,这是吴晗先生对《金瓶梅》研究的两大贡献,似以此为定论。然而在笔者看来,这非但不是什么两大贡献,而恰恰是两大失误。本文专就吴晗先生对小说作者王世贞说的否定,提出驳论。是为《一论》。对吴先生的成书年代万历说,则后文评驳,乃为《二论》矣。
《金瓶梅》作者是王世贞,这本来是比较明朗的。在明清两代信奉者甚多,已成公论。虽然除王世贞说之外还有其他诸说,如薛应旗说、赵南星说、李贽说等等,但其说仅是片言只语而已,根本无法与王世贞说相抗衡;虽然直接对王世贞说提出疑问者亦有之,如昭梿等人,但没有提出什么证据,故根本否定不了什么。
但是,到了现代,王世贞说突然大倒其霉,否定论者有鲁迅、郑振铎、吴晗这些名重一时的大学者。鲁迅与郑振铎的否定,并没有对王世贞说构成多大的威胁。如鲁迅在《〈中国小说史略〉日本译本序》中说:《金瓶梅词话》被发见于北平,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,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,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,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。郑振铎也说:只要读《金瓶梅》一过,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。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,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。鲁迅与郑振铎对王世贞说的否定,其言词十分肯定,但证据仅为山东土白、方言一例。可见,他们的否定不是建筑在严密的考证的基础上,而是建筑在感觉上。对待复杂的学术问题,光凭直觉而不去经过严密的考证,其结论,当然不能令人信服。吴晗先生则不同,他的否定是建筑在严肃的详尽的考证基础上的,此可谓是对王世贞说的致命的一击.吴晗的结论为不少学者,包括郑振铎先生在内靡然风从,群相应和.他们真以为王世贞说已被吴晗的考证彻底推倒。自此以后的六十多年间,王世贞说似乎一直被打倒在地,信奉者寥寥。人们开始搜索新的目标,李开先说、贾三近说,屠隆说、王稚登说等等便应运而生。应该说,这些研究都是很严肃的有价值的。但是最有实力的王世贞说,却被人们认为是毫无研究价值的历史陈说而置于不屑一顾的地步。前几年,已故的朱星先生和活着的我,均为恢复王世贞说的历史地位而呐喊,但敌不过吴晗先生的强有力的否定。其一、人们相信吴晗是明史专家。其二、坚信他考证的科学性。这是一种迷信。而这一迷信所产生的直接危害,就是给人们造成一种心理定势,从而堵塞了人们的思路:王世贞说似乎已被彻底否定而再无任何研究价值。这无疑是对王世贞说作进一步研究的巨大障碍。因此,到现在我才真正醒悟到,不推倒吴晗先生的结论,我们就无法前进。这乃是本文写作的出发点。
史料掌握的片面性
吴晗研究《金瓶梅》的文字有三:1931年在《清华周刊》上发表的《〈清明上河图〉与〈金瓶梅〉的故事及其衍变》;翌年在该刊又发表《补记》;1934年在《文学季刊》创刊号上发表的《〈金瓶梅〉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》。前两篇文章的要旨就是否定王世贞说,后一文则是对前两文的条理化、完善化,并加进了对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的论述文字。著名的《金瓶梅》成书于万历中期的论点,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,可惜这个结论亦是有问题的。
应该说,在吴晗着文企图推倒王世贞说的当初,其客观的历史条件是不具备的。因为在当时,一些重要的史料还没有被发掘出来。在这种情况下,年少气盛的吴晗先生硬要凭借一些本身就缺乏科学性的史料,来对王世贞说作出绝对否定的结论,可谓是不可为而强为之,其结果只能是可悲的。这是历史给吴晗先生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。
从《金瓶梅》成书到清代末年的三百多年间,直指《金瓶梅》作者为王世贞或其门人的史料有近十条。其中有两条最重要的史料,则是近两三年来的新发现,这是王世贞说研究中的重大创获。现引述如次:
一、 无名氏《玉娇梨缘起》:
《玉娇梨》与《金瓶梅》,相传并出弇州门客笔,而弇州集大成者也。《金瓶梅》最先成,故行于世。《玉娇梨》久而始就,遂因循沉阁,是以耳名者多,亲见者少。客有述其祖曾从弇州游,实得其详,
笔者所见的《玉娇梨》刊本,首有素政堂主人题《玉娇梨叙》,次即此篇《缘起》。刊本正文第一回前题新镌批评绣像玉娇梨小传,荑秋散人编次.据学术界考证,《玉娇梨》成书于明末清初,早期刊本上无序,有序本出现得较晚,但至晚在清康熙年间。这也就是这篇《缘起》面世的最晚的年代。顺便指出,王世贞著作的是《玉娇李》而非《玉娇梨》。《玉娇李》在明代万历年间就成书,但仅有少量抄本流传,后因未刊刻而失传。《玉娇梨》似是后来对《玉娇李》的仿作。此问题与本文的写作无关,故不详述。二、
宋起凤《稗说王弇州著作》:
世知四部稿为弇州先生生平著作,而不知《金瓶梅》一书,亦先生中年笔也。即有知之,又惑于传闻,谓其门客所为书,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。弇州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,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,置于法。弇州愤懑怼废,乃成此书。闻弇州尚有玉丽一书,与《金瓶梅》埒,系抄本,书之多寡亦同。王氏后人鬻于松江某氏。今某氏家存其半不全。友人为余道其一二,大略与《金瓶梅》相颉颃,惜无厚力致以公世,然亦乌知后日之不传哉。
《稗说》自序署康熙十二年癸丑。宋起凤确指《金瓶梅》为王世贞作,时在康熙十二年。
记载《金瓶梅》为王世贞所作的史料还有:谢颐的《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序》,顾公燮的《销夏闲记作金瓶梅缘起王凤州报父仇》,王昙的《金瓶梅考证》,无名氏的《寒花庵随笔》,无名氏《笔记》等等。可惜的是吴晗先生在着文否定王世贞说时,仅见到《销夏闲记》、《寒花庵随笔》等史料,而未见到《玉娇梨缘起》、《稗说》。
将吴晗先生未见到的史料与已见并引据的史料相比较,其明显的区别有以下几点:
1.
未见史料离《金瓶梅》初刻问世的年代较近。如宋起凤的王世贞中年笔说离《金瓶梅》初刻仅五六十年。而已见史料离《金瓶梅》初刻年代较远。
2.
未见史料系确指或直接来源于王世贞的友人,如《玉娇梨缘起》云:客有述其祖曾从弇州游,实得其详。宋起凤《稗说》云:世知四部稿为弇州先生平生著作,而不知《金瓶梅》一书,亦先生中年笔也。即有知之,又惑于传闻,谓其门客所为书,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?可见宋起凤是以知者的身份而非据传闻确指《金瓶梅》为王世贞的中年笔的。而已见史料或出于传闻,或录于他书者甚多,其史料价值较为逊色。
3.
未见史料与已见史料在记述王世贞作《金瓶梅》的动机、意图上有较大差异。未见史料如《稗说》,只说王世贞为报杀父之仇而作此书,加以泄愤和讥刺。而已见史料在此目的基础上,又增出了种种衍说。如《销夏闲记》称王世贞父子与严世蕃父子结仇之由乃为《清明上河图》;《寒花庵随笔》称王世贞著书敷毒于纸以毒杀唐荆川等等,在这类史料中已掺杂了种种虚假离奇的故事。
由此可见,在吴晗先生着文时,从史料的价值上讲,其未见史料远比已见史料重要得多。由于他所引据的已见史料中,已掺入了许多荒唐的衍说,因此,他只根据这些史料来作研究考证,非但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,而且还有被引入歧途的危险。看来吴晗先生正是上了这个当,吃了这个亏。这当然是历史的局限而非吴晗先生的过错。我们当然亦不能以此来责难吴晗先生。但是,时至今日,我们对建筑在这些伪科学的史料基础上的吴晗先生的考证,难道不应该存疑而非加以全面肯定不可吗?
吴晗先生考证中的是与非
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,不少学者认为吴晗先生的考证是系统的周密的,从而把他的结论看成是绝对正确的东西。过去,笔者亦作如是观,于是将古人言之凿凿的王世贞说,置于不屑一顾的境地。但历史是无情的,是丝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宋起凤的王世贞中年笔说的发现,使我震惊,使我不得不对王世贞说的来龙去脉作一番再思考,从而发现了吴晗先生考证中的问题。现在,笔者认为吴晗先生的考证有是亦有非。从部分来讲,考证有其贡献;从总体来讲则言不及义、似是而非,其考证的最终结论不能成立。
被誉为系统的周密的吴晗先生的考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:第一、王世贞父子与严世蕃父子的结仇与《清明上河图》无关;第二、唐荆川之死非为王世贞著作的《金瓶梅》所毒杀。进而,吴晗先生肯定《金瓶梅》非王世贞所作。这可以说是吴晗推倒王世贞说的一块基石。抽掉了这块基石,吴晗先生考证的理论构架便随之而倒塌。对此,我们有必要作具体分析。

《金瓶梅》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 周钧韬
作者按:《红楼梦》甄士隐解好了歌云: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,反认他乡是故乡。用此来评如今《金瓶梅》作者的考证,煞是确当。几年间,活像闹肚子,呼啦啦一下子考出了六七十位。可数百年来几近确认的王世贞说反被弃之如蔽屐,否定论的旗手乃是时为清华大学的吴晗,还有鲁迅、郑振铎。王世贞说便信奉者寥寥。可是,历史往往向相反的方向发展。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1979年,朱星连发三文,其中一文为《〈金瓶梅〉的作者究竟是谁》,重新肯定王世贞说,
与鲁迅、郑振铎、吴晗叫板,可谓石破天惊。1987年至1991年,笔者前仆后继,连发三篇专为王世贞说翻案的论文:《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》、《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》、《一论吴晗先生金瓶梅研究的失误–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被否定了吗?》,竭力否定鲁迅、郑振铎、吴晗、赵景深等否定论者的否定,在重申王世贞说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.1999年,许建平在其着《金学考论》中用四个外证七个内证进一步申述王世贞说.此后,霍现俊、李保雄以及江苏太仑的多位研究者,更乘风破浪,发扬光大此说。时至今日,可以说《金瓶梅》作者六七十个候选人中,没有哪一个能取代王世贞的地位。20多年过去了,我的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,得到部分学者的肯定,当然反对者亦大有人在。现今我的原作已难寻觅。为利于王世贞说的深入研究计,笔者用周钧韬《金瓶梅》作者王世贞说系列论文之一、之二、之三,在网络上重新发表,以求教于诸家
在《金瓶梅》作者的二十三种说法中,大多数系传闻或猜测。只有王世贞说、李开先说、贾三近说、屠隆说,或提出者或后人,曾作过或详或略的考证。而在这四说中,又以王世贞说提出最早,影响最大,似乎在晚明及有清一代,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。但到了现代,吴晗先生经过详尽的考证,竭力否定王世贞说,影响很大。在今天国内外的《金瓶梅》研究者中,信从王世贞说者已经寥寥无几。王世贞说果然已被彻底否定了吗?笔者认为并非如此。只要在《金瓶梅》的作者还未彻底弄清以前,王世贞说作为一家之言,必将存在下去。而且此说的价值是毫不亚于其他诸说的。王世贞及其门人有极大可能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,这是笔者当前的新认识。为此笔者想对王世贞说的来龙去脉及学术界在考证中的肯定否定,是是非非作些检讨,以期得到学术界的重视。
王世贞作《金瓶梅》的故事演变
《金瓶梅》的作者王世贞说在明末清初出现以后,清人群相应和,且在王世贞作《金瓶梅》的动因、目的上附会出了种种离奇的故事。例如,《寒花盦随笔》云:
世传《金瓶梅》一书为王弇州先生手笔,用以讥严世蕃者。书中西门庆即世蕃之化身,世蕃亦名庆,西门亦名庆,世蕃号东楼,此书即以西门庆对之。或又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,用以复其父仇者。盖孝子所识一巨公,实杀孝子父。图报累累皆不济。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,必以指染沫其书叶,孝子乃以三年之力,经营此书。书成粘毒药于纸角,觊巨公出时,使人持书叫卖于市曰:天下第一奇书.巨公于车中闻之,即索观。车行及其第,书已观讫,啧啧叹赏,呼卖者问其值,卖者竟不见。巨公顿悟为人所算,急自营救,已不及,毒发遂死。今按:二说皆是。孝子即凤洲也。巨公为唐荆川。凤洲之父忬,死于严氏,实荆川谮之也。姚平仲《纲鉴挈要》载杀巡抚王忬事,注谓:忬有古画,严嵩索之。忬不与,易以摹本。有识画者为辨其赝。嵩怒,诬以失误军机杀之。但未记识画人姓名。有知其事者,谓识画人即荆川。古画者,《清明上河图》也。凤洲既抱终天之恨,誓有以报荆川,数遣人往刺之,荆川防护甚严,凤洲大失望。后遇于朝房,荆川曰:不见凤洲久,必有所著。答以《金瓶梅》。实凤洲无所撰,姑以诳应耳。荆川索之急,凤洲归,广召梓工,旋撰旋刊,以毒水濡墨刷印,奉之荆川。荆川阅书甚急,墨浓纸粘,卒不可揭,乃屡以纸润口津揭书,书尽毒发而死。或传此书为毒死东楼者。不知东楼自正法,毒死者实荆川也。彼谓以三年之力成书,及巨公索观于车中云云,又传闻异词耳。
《寒花盦随笔》记载的,王世贞之所以作《金瓶梅》的目的是为报父仇。王世贞父王忬藏有古画《清明上河图》,严嵩索之,王忬易以赝本献严氏,为唐荆川所识破。严嵩大怒,遂以失误军机诬以杀之。王世贞为报父仇,遣人行刺唐荆川不遂,后就着《金瓶梅》一书,以毒水濡墨刷印。荆川阅书,屡以纸润口津揭书,书尽毒发而死。清人刘廷玑在《在园杂志》中也提到此事,但情节有所不同。刘说,王忬家藏,严氏索之的是古画《辋川真迹》。王以赝本献嵩,为裱工汤裱褙识破。王忬与唐荆川有宿怨。时王忬总督蓟辽军务。荆川参劾王忬军政废弛,虚縻国帑,累累数千言。先以稿呈严世蕃。世蕃从中主持,逮王忬以杀。在清人《缺名笔记》中,故事又有些变化。《缺名笔记》指出:《金瓶梅》为旧说部中四大奇书之一,相传出王世贞手,为报复严氏之《督亢图》。或谓系唐荆川事。荆川诬陷王忬,王忬遭大辟。王世贞为报父仇,着《金瓶梅》,渍砒于纸以进荆川,遂毒死荆川。
追本溯源,上述的传说故事,似乎源出于明沈德符的《野获编补遗》卷二《伪画致祸》条。该条记载如下:
严分宜势炽时,以诸珍宝盈溢,遂及书画古董雅事。时传闻有《清明上河图》手卷,宋张择端画,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,其家巨万,难以阿堵动。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,汤以善装潢知名,客严氏门下,亦与娄江王思质中丞往还,乃说王购之。王时镇蓟门,即命汤善价求市,即不可得,遂嘱苏人黄彪摹真本赝命,黄亦画家高手也。严氏既得此卷,珍为异宝,用以为诸画压卷,置酒会诸贵人赏玩之。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,直发为赝本。严世蕃大惭怒,顿恨中丞,谓有意绐之。祸本自此成。或云即汤姓怨弇州伯仲,自露始末,不知善否?
沈德符的记载是说,《清明上河图》并非王忬家藏,因严氏求索,汤裱褙说王忬购求。王忬未得手,遂嘱黄彪造赝本以献世蕃。后来又是汤裱褙揭其为伪,世蕃大怒,遂结仇并杀王忬。在此,沈德符并没有谈到《金瓶梅》,但后来的传说者以此为据,将其与王世贞作《金瓶梅》联系起来,从而衍演出种种王世贞作《金瓶梅》以报父仇的故事。这些故事归纳起来,其意如下:
一、
王忬以赝作《清明上河图》献严氏父子,后为唐荆州识破,直指为伪。严氏遂与王忬结仇并杀之。
二、
王世贞为报杀父之仇,作《金瓶梅》以讥刺严氏,并敷毒于纸,遂毒死唐荆州。
这些故事是真是伪,清人未加考证,一直到现代学者才作了认真的考证。
否定论者的是与非
在清代,王世贞说十分盛行,但否定此说者亦早已存在。清礼亲王昭梿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在《啸亭续录》卷二中指出:
《金瓶梅》其淫亵不待言。至叙宋代事,除《水浒》所有外,俱不能得其要领。以宋明二代官名羼杂其间,最属可笑。是人尚未见商辂《宋元通鉴》者,无论宋元正史。弇州山人何至谫陋若是,必为赝作无疑也。
昭梿所谓王世贞不可能作《金瓶梅》的原因是:一、 其书淫亵;二、
书中宋明二代官名羼杂其间.故王世贞不可能谫陋若是.王世贞虽系大名士,然身处那个淫风日炽的时代,自己也不是个独善其身的人物,写些淫亵文字乃时代使然,有何不可。至于官名羼杂,不足为怪。《金瓶梅》乃是小说,非史事直录。显然,昭梿对王世贞说的否定并无铁证,当然不足为据。另外,清人还提出《金瓶梅》作者或为卢楠,或为薛应旗,或为赵南星、李贽等等,这当然不言而喻是对王世贞说的否定。但以上诸说均仅为片言只语,且为传闻、猜测,并无考证,当然亦不足为据。
到了现代,否定论者有鲁迅、郑振铎、吴晗等先生。鲁迅在《〈中国小说史略〉日本译本序》中说:《金瓶梅词话》被发见于北平,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,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,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,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。郑振铎也说;只要读《金瓶梅》一过,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。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,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。鲁迅和郑振铎对王世贞说的否定,其言词十分坚决,但证据仅为,山东方言、土白一例,显然是不足的。而且《金瓶梅》中不仅有山东方言,还有大量的北京官话和吴语方言,这又如何解释?否定论者中最有实力的是吴晗先生。他的否定是建筑在考证的基础上的。但是他的考证和结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,其理由我在下文专述。
继吴晗先生之后,否定论者的阵营日益壮大,其中最坚定者可能是赵景深先生。他说:我敢断言,《金瓶梅》绝对不是王世贞写的。又说: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王世贞,无论如何是无法成立的。。赵先生的话讲得非常绝对,根据呢?他在《评朱星同志〈金瓶梅〉三考》一文中,专门写了一段王世贞没有写过《金瓶梅》的文字。在这段文字中有两处明显的错误:一、
他认为朱星同志推测鲁迅所说的庚戌年版本是合情合理的.这就错了。鲁迅所推测的万历庚戌年吴中始有《金瓶梅》初刻本的说法已被事实所推翻。二、
他引录的孙楷第先生对朱星讲的话:我只知最早的版本是万历乙巳年本。乙巳乃为丁巳之误。由此,赵先生认为:乙巳版本就是万历三十三年即1605年版本。这版本就比朱星同志所假设的庚戌年还要早五年。这就错得更离奇了。即使我们不计这两处错误,赵先生认为,《金瓶梅》初刻本问世在万历庚戌年或丁巳年,而王世贞死在万历庚寅年,两者在时间上相差二三十年之久,因此,王世贞不可能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。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。因为成书与付刻不是一回事。古人的有些著作,在成书后或作者死后的几十年才得以初刻,这是常有的事。《金瓶梅》的成书必在万历二十三年之前,而初刻却在万历四十五年以后,两者相距约二十多年。赵先生以《金瓶梅》初刻的时间来代替《金瓶梅》成书的时间,由此断定王世贞不可能在死后写作《金瓶梅》,这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。赵先生否定王世贞说的另一个理由,就是《金瓶梅》中的语言问题,其观点与鲁迅、郑振铎的说法相同。
综上所述,从现代到当代,否定论者显然不乏其人。但除吴晗先生之外,他们均没有拿出多少有价值的证据,因此根本不足以推翻王世贞说。

《金瓶梅》抄引话本、戏曲考探 周钧韬
《金瓶梅》不仅抄引了《水浒传》中的大量文字,而且还抄引了话本小说、戏曲中的大量文字。如果说《水浒传》是《金瓶梅》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的话,话本、戏曲则是《金瓶梅》创作素材来源的又一个重要方面。对此,美国学者韩南教授已作过认真的考证和研究韩南:《〈金瓶梅〉的素材来源》。笔者所据为包振南同志的手译稿鉴于韩先生的考证较为简略,笔者有意在吸收其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探索,并以此就《金瓶梅》的成书问题发表些浅见。
一、 《刎颈鸳鸯会》
《金瓶梅》抄引了话本《刎颈鸳鸯会》中的某些文字。现存的此话本收录在《清平山堂话本》卷三之中笔者所用的本子为谭正璧先生的校注本,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《清平山堂话本》为明洪楩编,书中多宋元旧作,至晚亦作于明嘉靖之前,故可能为《金瓶梅》作者所抄用。《刎颈鸳鸯会》入话部分,叙临淮武公业爱妾步非烟与比邻之子勾引成奸,事败而自杀身亡。正话叙淫妇蒋淑珍前后与三个男子私通。前二人因淫纵而身亡。后一男子与其成奸时双双被其夫所杀。话本宣扬了娥眉本是婵娟刃,杀尽风流世上人的思想。于此,《金瓶梅》作了极为重要的借用,其文字如次:
《刎颈鸳鸯会》入话部分:
丈夫只手把吴钩,欲斩万人头;如何铁石打成心性,却为花柔?君看项籍并刘季,一以使人愁;只因撞着虞姬戚氏,豪杰都休。
右诗、词各一首,单说着情色二字。此二字乃一体一用也。故色绚于目,情感于心;情色相生,心目相视。虽亘古迄今,仁人君子,弗能忘之。晋人有云:情之所钟,正在我辈。慧远曰:顺觉如磁石遇针,不觉合为一处。无情之物尚尔,何况我终日在情里做活计耶?如今则管说这情色二字则甚?
《金瓶梅》开卷第一回抄引了这段文字,只是在行文上作了些细微的更动。这段文字在《金瓶梅》全书中的地位,亦相当于话本的入话。《金瓶梅》抄引这段文字后写道:言丈夫心肠如铁石,气概贯虹蜺,不免屈志于女人,与话本所宣扬的女人祸国败家的思想相一致。区别在于它比之话本又增写了一长段项羽如何宠幸虞姬,刘邦如何宠幸戚夫人而误国的说教。然后又如话本那样,以说话的,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一句话,而转入了一部大书的正文–武松、潘金莲、西门庆的故事。
丈夫只手把吴钩一词,是宋代诗人卓田的作品。《刎颈鸳鸯会》抄录其词,《金瓶梅》又再加转录,并就此词写了不少解释、阐发性的文字,十分突出地渲染了女人祸国败家的思想。这一方面说明《金瓶梅》宣扬这种思想非为其独创,另一方面又说明这是《金瓶梅》作者创作《金瓶梅》的一个思想倾向。《金瓶梅》写道:
如今这一本书,乃虎中美女,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。一个好色的妇女,因与了破落户相通,日日追欢,朝朝迷恋,后不免尸横刀下,命染黄泉,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,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,
这可以说是《金瓶梅》全书的一段纲领性文字。其后的故事发展亦正是如此:日日追欢,朝朝迷恋的潘金莲,不免尸横刀下,命染黄泉,贪他的西门庆等人,断送了六尺之躯,丢了泼天哄产业.于此可见《金瓶梅》的指导思想、情节内容,确实与《刎颈鸳鸯会》有共通之处。这是《金瓶梅》之所以能借用《刎颈鸳鸯会》文字的重要原因。
但《金瓶梅》与《刎颈鸳鸯会》是不是如同一辙呢?韩南先生是这样看的。他认为,《金瓶梅》作者把这部小说说成是一则风情故事.书中的这句话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作者是如何看待这部作品的。韩南:《〈金瓶梅〉的素材来源》。以下引此文者不另加注。这就是说,《金瓶梅》所写的就是一则风情故事.笔者认为从表面上看,贯穿于《金瓶梅》全书的确实是潘金莲、西门庆等人的风情故事,其淫乱者的结局与《刎颈鸳鸯会》十分相似。但实质上,《金瓶梅》通过这则风情故事,以大量的篇幅写到了朝廷的昏庸,上下官场与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,社会的黑暗与民不聊生。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:《金瓶梅》写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的社会,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,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《谈〈金瓶梅词话〉》、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这是《金瓶梅》的真正价值所在,它如何能以一则风情故事而概称之呢!《金瓶梅》表面上写的是一则风情故事,实质上是一部全面暴露和批判封建黑暗统治的谤书,这是笔者的看法。那么《金瓶梅》作者为什么要自称是一则风情故事呢?这恐怕是张竹坡等人所指出的保护色,狡黠文字,史公笔法吧。这不能不说是《金瓶梅》作者的高明之处、深刻之处,是《刎颈鸳鸯会》等风情故事所无法比肩的。在这个问题上,恐怕《红楼梦》亦深受其影响。
二、 《戒指儿记》
话本《戒指儿记》收录在《清平山堂话本》雨窗集中。现存者仅为残篇。话本叙丞相陈太常之女陈玉兰与对衙才郎阮华阮三郎私会,赠以戒指儿。后因无由再见,追忆不已,阮三成疾。友人张远出计请小庵尼姑王守长设法让小姐与阮三在庵中会面。尼姑见财起意,收了两锭银子的贿礼,遂设计请丞相夫人和小姐到庵中拈香,并事先将阮三藏于庵中。小姐已知此事,拈香毕便佯装瞑目作睡,遂入尼姑房中与阮三苟合。阮三乃久病之人,久思色欲,一时相逢,情兴酷浓,脱阳而死在女子身上。阮三之父阮员外要与陈太常理涉,与儿索命。话本《戒指儿记》残篇,情节到此中断。下文是否写到告官,故事如何收结,现已不得而知。《金瓶梅》作者两次重复将这故事抄入书中。第一次抄在第三十四回中,是作为西门庆在理刑时遇到的一个案件,讲给李瓶儿听的。第二次则抄在第五十一回之中。薛姑子等女尼常常出入西门家中,并受到吴月娘的礼遇。西门庆极为不满,以此事揭薛姑子的丑行。《金瓶梅》在借用《戒指儿记》时将原作中的尼姑改成为薛姑子。原作的思想倾向在于:劝了后来人:男大须婚,女大须嫁,不婚不嫁,弄出丑咤,《金瓶梅》借抄时突出了:那薛姑子不合假以作佛事,窝藏男女通奸,因而致死人命,况又受赃.可见,《金瓶梅》在借抄时已改变了原作的宗旨,使其成为贬斥僧尼,宣传作者的毁神谤佛思想倾向的一个故事。《金瓶梅》还在原作基础上添加了以下情节:阮三死后,其父母怎肯干罢,一状告到衙门里,把薛姑子、陈家母子都拿了.在审理案件时,提刑夏龙溪,知陈家有钱,就要问在那女子身上,西门庆则认为罪在薛姑子,故褪衣打二十板,责令还俗.显然,《金瓶梅》已将原作的男女私通故事,改成了一桩人命官司由于目前我们所见的话本系残篇,故《金瓶梅》抄引时所添加的情节是否系原话本所有,待考可见,《金瓶梅》借抄《戒指儿记》时,其人物、创作思想、故事情节都已作了为我所用的加工改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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